西方对中国当前的改革浪潮越来越感兴趣。这一浪潮始于中国主管部门对蚂蚁金服的监管,接着是对科技巨头无边界扩张行为的收紧,以及最近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批评。可以预见,西方对此最初的反应是消极的,但这种下意识的反应已逐渐让位于更深思熟虑和好奇的反应。5年来,西方对中国一直是压倒性的敌对态度。这是第一次停下来喘息。因此,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意义的时刻。西方人脑子里在想什么?

在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在努力追赶西方。它的许多问题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相对特殊的。中国面临的挑战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不同:是需要发展,而非发展后的挑战。因此,这个意义上,中国和西方没有太多共同点。但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中国过去20年取得的显着进步,例如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充满活力的科技行业,都意味着中国面临的挑战将与西方越来越相似。中国的科技行业现在与美国越来越像,并都面临类似问题。以不平等问题为例。在中国,基尼系数增长迅速,目前为47;在美国,这一数字是 42;而在整个西方,不平等的问题一直在逐渐加剧。换言之,美国和中国面临的两个最大问题实际上是共同的。美国人越来越担心强大而垄断的科技公司对社会造成有害影响。上周,一名前脸书员工作为举报人出现在美国参议院,并提供了确凿证据,以证明脸书对幼儿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助长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并破坏了美国的民主。不平等在政治议程上日渐突出,并日益引起民主党人的注意。

这就是对西方好奇中国决定监管科技公司和拥抱共同富裕理念的解释。两者都直指西方对自身社会的深切疑虑。

然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中国正在采取行动;美国,以及更广义的西方世界,至少目前还没有动作。我们不应低估中国政府在这两方面采取行动所付出的勇气。科技公司一直是过去10年中国的经济明星,推动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动态变化过程。没有它们,中国经济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试图规范和驯服它们存在严重的风险,这可能会抑制它们的创造力和不懈的创新。但不采取行动将存在更大的风险:在经济核心创造领域的垄断力量不受约束,歧视中小企业,将大量本应为社会服务的数据私有化,并通过反竞争做法破坏市场,削弱消费者的地位。将共同富裕提升为政府政策的指导原则也不是没有风险,但不平等催生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将抵制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以及对公共教育而非私立教育的重视。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经济和社会的不平衡性,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这对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至关重要:一个更加公平、包容、和谐的社会,机会是向公共利益,而不是向特权倾斜。风险很多,但高瞻远瞩、勇于担当的治理,是要看到前进的道路,并找到实现的道路。

西方在应对严重不平等或驯服科技公司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国存在治理危机,其他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危机。没有未来的愿景,分歧正在削弱社会的活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阻碍变革。也许中国的例子将被证明是具有启发性的,并说服美国和欧洲向类似方向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说服美国进行改革的一个关键因素可能是它害怕输给中国。

但事实上,中美两国在面临共同问题时,正在进入一种新的、截然不同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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