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儿子还活着,希望能尽快找到,希望苦命人能少遭受一些人为的灾难。

【对话“#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 ”:来北京找儿子,凌晨打零工补贴家用】#北京朝阳无症状感染者发声# 1月18日,北京市朝阳区发现一例无症状感染者。#北京朝阳无症状感染者从事装修材料搬运工作#。活动轨迹显示,从1月1日至1月18日的18天时间里,其工作范围涉及东城、西城、朝阳、海淀、顺义等多区,辗转了20多个不同的地点打零工,有多日是在凌晨工作。有网友据此称他是“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

该无症状感染者岳某,1978年生。他本在山东威海捕鱼船做船员,2020年8月12日,他的大儿子走失,因儿子曾在北京做过帮厨,他就来到北京寻找。在此之前,为了找儿子,他已经去过山东、河南、河北、天津等多地。每到一地,在寻找儿子的同时,他都会打零工维持生活。
岳某河南老家的村长称,岳某家庭条件“比较一般”。在他老家,岳某的父亲瘫痪在床,母亲也在最近摔断了胳膊;他的妻子和小儿子目前都在山东威海,妻子收入微薄,小儿子还在上初中。因此,他的生活压力较大。
岳某的妻子称,丈夫外出找孩子,她就在威海照顾小儿子,她平时主要工作是给人晒海带,一天能赚100元钱。

岳某表示,在北京的这些天,他主要是通过一些接零工的微信群联系装修包工老板,接到的工作都是扛沙袋、扛水泥或者是把建筑垃圾搬运到指定垃圾站。由于北京市区白天限制工程车辆通行,他就在凌晨出发,通常做完工天就亮了。为节省开支,他住在石各庄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每月租金700元。岳某的一名河南同乡说,石各庄住了不少他们的同乡,大都从事建筑垃圾搬运工作,“都是凌晨干活,很辛苦很累”。

以下是1月19日晚《中国新闻周刊》与岳某的对话。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在哪里?情况如何?
岳某:我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治疗,昨天(1月18日)和今天(1月19日)上午都进行了血检、尿检、核酸,都是阳性,都没变化。

前几天我的体温是36.8℃,今天(1月19日)下午是37.8℃到38℃,高烧,头疼难受,晚上吃了点药,现在温度下来了,不这么高了,稍微有点头疼。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北京平时住哪里?

岳某:石各庄南门,700块钱租的小房间,10平米左右。农村环境。只要不漏雨,能睡觉就行。

《中国新闻周刊》:你平时做什么工作?

岳某:我有个招工平台的微信群,里面有很多老板,他们会发需求,比如几百袋沙子、水泥需要扛,我就会问价格,如果合适就去干,他们就会来石各庄接我;或者我把电话号码发到群里边,他们有活会找我。

一般一袋水泥或者沙子,不上楼是1块,要是上楼就加钱,比如3楼,一袋就是3块,4楼,一袋4块。一袋沙子60斤,一袋水泥100斤。或者是那种建筑垃圾,我给搬车上,打扫干净,最后送到专收建筑垃圾的垃圾站。

有时候,要是干得好的话,我和老板加个微信,以后有活还找我;要不好的话,就是面对面付款,不再联系了。最近我给20多个老板干过活。

干这事没准头,有时候下雨不能干,上面来检查也不能干。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都是在晚上干活?

岳某:都是晚上下半夜去干这些零活。因为拉建筑材料、建筑垃圾要用大货车,白天大货车不让进城,如果进城要扣分、罚钱,只能晚上十一点后进城。

晚上十一点去,第二天早晨四点半回来,白天要有活也干点。

干的都是体力活,一次能赚200元到300元。白天上午睡觉,睡四五个小时,中午再出去找活,这样就能多挣点。

一般干完活老板就送我回石各庄,他管早饭,给我10块钱,我能买仨包子和一碗稀饭,中午我就在家下面条吃。

《中国新闻周刊》:过去你是做什么工作?

岳某:我是河南人,在威海生活十几年了,在船上当船员打鱼,一年能挣5万块钱。我来北京,是找儿子。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北京?

岳某:2021年春天就在北京做零工,干到9月1号威海那边能出海,在威海干了两个月,休渔期休息,11月19日,我就回了北京继续打零工。那次来北京15天后,我妈胳膊摔断了,我爸瘫痪,他们俩没人照顾,我又回了老家,伺候他们半个月,又回北京了。

算下来,这次我在北京待了40多天,我跑遍了北京东五环、南五环,赚了一万多块钱。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地干活?

岳某:我属马,1978年生。我要养我小儿子,他12岁,上六年级。我媳妇看孩子,给人家晒海带,一年赚1万块钱。我爹瘫了,我妈胳膊摔断了,给她治疗花了1万多,他们生活都不能自理。就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出来打工。

我这家庭,一个月没有一万多块钱根本养不起。我一个人养六口人。每个月要给我爸妈2000块钱左右。我爸76岁,我妈66岁,他们也不是低保户,他们有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吃药都花很多钱。

《中国新闻周刊》:看你的流调,1月17日你去邮局邮寄信件,是寄的什么信?

岳某:上访信。我家住山东威海荣成市成山镇,我大儿子在距离家50公里的一个食品厂工作。2020年8月12日,他说肚子不舒服,就要回家找他妈,食品厂主任把他送到汽车站,然后他走丢了,就突然不见了,也没上汽车。我本来还在出海打鱼,当月15号,就赶紧回到家找孩子。我在当地派出所报警,想让他们定位我儿子手机、调监控找人,他们说这是成年人,不给定位手机,两三天后,我儿子的手机就没电关机了;至于调监控,他们说只管车,不管人,也不给调。事情过了三个月才立案。

后来我到威海市公安局,威海市公安局把这个案子又推回荣成市公安局。我又到山东省公安厅,又到北京。我认为,在我儿子刚走丢的那几天里,要是给定位的话,就找到了。现在没任何希望了。当时,我老婆在派出所门口哭了两天,他们置之不理,所长说话还很难听。

《中国新闻周刊》:你都去过哪里找孩子?

岳某:天津,河南安阳,河北衡水,山东泰安、威海、济南、乳山,等等,去了十多个城市,没有任何信息。到了地方,我就在银行的ATM机睡,天气热,蚊子又多。没有钱,我就在当地打工,赚够钱了,就去其他城市。

各地的救助站我都去过。有个救助站站长看我可怜,给过我一箱方便面和矿泉水。

原先我儿子在北京东五环干活,做过帮厨,所以我才来北京。我在北京的饭店、小餐馆到处打听,问有没有这个人在做帮厨,到现在问了几十家了。

我怀疑他还没有走远,警察说他没坐火车也没坐汽车,估计还在荣成市。

我也去医院停尸房打听过。2021年10月12日,他们看我上访,说有个尸体是我儿子,让我去荣成市第二医院认尸。我看到那个人,脸看不清,很胖,圆脸。我儿子身高1米74,很瘦,长脸。我就觉得不是我儿子。我说要化验尸体的骨头,他们也不愿意。一开始说去威海市公安局做实验,得要几十天,后来又说法医出差了,又过半个月,给我打电话,说你别烦我了,别给我添加负担了。

俺媳妇一听俺儿死了,哭得拉不起来。我不相信那是我儿子。

这个死尸刚被发现的时候,我就问过派出所,他们说不是我的儿子。我一上访,他们为了结案,就说是我的儿子。

我儿子丢的时候19岁,今年21岁。他上到初二就不上学了,非常内向,不是很机灵的人,很忠诚很实在。我觉得他是被人骗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1月18日你从北京南站坐动车去威海,是要回家吗?

岳某:我干了一年活,儿子也找不到,疫情也紧张了,就想回去。1月17日,我寄了信,下午做了核酸,第二天早晨坐北京发往威海的1085次列车。车还没开动,就直接停下来了。疾控中心发现我核酸有异常,给我打电话,说我不能走,我就把行李拿下车,等着,后来转到地坛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现在,我花414块钱买的车票还没有退。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的一个工作人员要给我钱,我说不能要你的钱。这两天,我的手机停机了,疾控中心还给我充了150块钱话费。他们都挺好。

我也不觉得自己可怜。我只是好好干活,我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力气,靠自己的双手,挣点钱,挣了钱找孩子。就是为了生活,为了照顾这个家。

我找孩子,到现在花了好几万。打工都是打零工,赚了钱就找孩子,没钱了就打工。我努力,就是为了把孩子找回来。我辛苦一点,就算把命搭到里面,也要把孩子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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