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厨房的爱恨情仇》文|读者:霜落晨曦

#做饭还是点外卖这是一个问题# 自己下厨还是点外卖?这是很多“打工人”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如同哈姆雷特的灵魂拷问。

身边很多朋友,工作数年,都或多或少掌握一些烹饪技能,但坚持自己做饭的并不多,厨房常成为家里最冷清的地方。每到吃饭时间,或是在各式餐馆解决饥饿,或是让琳琅满目的外卖占据餐桌。

因疫情被封控在家,朋友圈里充满了用有限食材烹饪的美味佳肴。看来大家不是不会做饭,而是平时不想做,或者没时间做。

我学会自己做饭,是在大学毕业后。回老家“二战”考研,为了安静,一个人住。跟着爸妈学了一些基本技能后,便匆匆“上岗”。炒菜担心炒糊,电磁炉没敢用过1000瓦以上的挡位,又怕不熟,总是一边炒一边尝;不敢挑战不熟悉的食材,会做的菜屈指可数;偶尔也会有忘记放盐的情况,不得不回到锅里二次加工……

那一年已有不少外卖网站,即使在家乡小城也能叫到一些外卖。考研复习时间如此宝贵,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做饭呢?

在父辈人看来,家里做的饭才是“正确”的饭,没有外卖这一选项。在他们眼里,厨房里的创造代表着勤劳、节俭、卫生、健康;而外卖,被推到了对立面。回到老家的我,自然跟着父母“入乡随俗”了。

做饭能带给人成就感。看着各种生冷食材被自己加热做熟并赋予味道,闻着从锅中散发的香气,还没尝到嘴里,就已美不胜收。每次成功解锁一道新菜,就像给自己的技能库增添了一件装备,如同升级打怪。紧张地尝一口刚出锅的成果:“嗯……就是这个味!”“也没那么难嘛!”

做饭当然也不全然都是快乐,总有疲倦和狼狈的时候。最大的成本莫过于时间,每天总要耗费精力洗菜、削皮、切肉、炒菜,最后收拾残局,清洗案板、菜刀和锅碗瓢盆。“做饭两小时,吃饭五分钟”,倘若用经济学的标准计算,投入产出比实在低得可怜。

于是,经过“蜜月期”之后,我的做饭意愿陡然下降。起初变着花样,用不多的技能丰富餐桌;后来就破罐破摔,随便煮点面条应付肠胃。有一次学习太过投入,天黑了都浑然不知,直到空荡荡的胃提出抗议,却发现家里的青菜近乎烂掉。趁菜市场关门前冲进去扫货,忍着饥饿洗菜下锅,油烟机开始轰鸣,我猛然惊醒:都饿成这样了,为什么不在外面吃个饭再回来?也不知是读书读傻了还是做饭做傻了。

后来几个月,我就不断在做饭的喜悦与疲惫间做周期性震荡:认真炒菜一段时间,随后开始敷衍了事,再过几天又重新找回掌勺的快乐,最终达到动态平衡。我对厨房的感情,悲喜变换,爱恨交加。

后来去读研,回到校园,告别了厨房,吃饭仍是头等大事,至少父母是这么认为的。校园里的众多食堂档口,远比自己在闭塞的厨房里的产出丰富。但总有因上课和各种活动错过用餐时间的时候,有时爸妈刚巧打来电话,得知我还没吃饭,便命令我立刻放下电话给自己点份外卖。这时,外卖不再是不健康和不节俭的象征,在父母眼里,按时吃饭,才是最大的“政治正确”。

毕业以后,多人合租,与室友共用厨房,大家下厨的意愿都很低。我早早开始置办厨具餐具和各式调味品,却很久都没使用过,也不知道最近的菜市场在哪里。直到几个月后妈妈休了年假来看我,才唤醒了那些崭新的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每天回家吃妈妈做的饭,恍惚间,仿佛回到了上小学的时候。

之前还很担心,妈妈能不能适应在上海的短暂生活。饭菜入口的那一刻,我放心了,还是熟悉的味道。一样的菜摊肉铺,一样的炊烟袅袅,气候、饮食、文化、口音的差异,阻隔不了人们共通的朴素追求,那就是,好好吃饭。

当时厨艺乏善可陈的我,没敢在母亲大人面前班门弄斧。回报的方式,是带她四处打卡美食美景。我把菜单递给母亲,一副“儿子赚钱了,随便点”的微笑表情,她却看着大城市高昂的物价,无从下手。不过,当餐桌上摆满各种精致美味的菜肴时,妈妈终于忘了刚刚的不知所措,拍照,动筷,咀嚼,吞咽,一气呵成。

酒足饭饱,我们点评着每一道菜肴。

“麻辣豆腐竟然只要三块钱!”

“这不过是商家促销的噱头!总不会有人只点一份豆腐一碗米饭吧?”

“那可不一定,你爸兴许就能干出这种事……”

“那只叫花鸡挺好吃的,可惜点了太多,吃不下了,要是你爸来了就好了。”

“那也没用,我爸一份豆腐一碗米饭就吃饱了……”

无论厨房、外卖,还是食堂、餐馆,吃的是什么,往往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

然而,不幸的是,几个月后,妈妈意外去世,一家三口的美好时光再也无法复现。如今,时间已慢慢愈合内心的伤口,回想那段最痛苦的日子,食不知味,亲友们看着悲伤的父子还能艰难咽下饭菜,或许是些安慰吧。

不久之后爸爸搬去跟爷爷奶奶同住,一方面逃离物是人非的孤独,另一方面也能给年迈的老两口做饭。几十年来,除了逢年过节儿女归来,厨房,一直是奶奶一个人的领土。奶奶年轻时候,下厨远比现在艰难,令人上火的难题,正是从火开始。烧煤的炉子,兼具取暖和烹饪的职能。要让煤炭燃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先点燃油纸,用油纸引燃木柴,木头烧一小段时间,才轮到燃点更高的煤炭出场。爷爷虽然不会做饭,但每天生火填煤,也并不清闲;冬天有时需要刨开被冻住的煤堆,数九寒天,累得满头大汗。
在那个年代,做饭是一件苦差事。奶奶并不喜欢下厨,几十年来却坚持做着自己讨厌的事,为了让子女免除这样的辛苦。爸爸和三个姑姑,成年之前都不会做饭,这在当今社会也许司空见惯,但放到三四十年前的多子女家庭,却是无法想象的。煤炉静静燃烧的厨房,见证了一个小镇母亲的溺爱、勤劳和固执。

农村长大的妈妈,则没有这份幸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作为家里的大姐,妈妈不到十岁便开始帮姥姥做饭,这是那个时代的家庭日常。姥姥的几个子女,经常一起在厨房里忙碌,除了二姨。二姨手脚麻利,踏实肯干,却唯独不喜欢做饭。姥姥常常唠叨“这孩子,也不学着做饭,以后工作成家了,可怎么办啊?”每每这时,她总能听到女儿叛逆的回怼:“我吃食堂!”

成年后的二姨,终究没能逃离厨房的魔爪。也许是自学成才不羁教条,姥姥最担心的这个闺女,反而总能有新的烹饪创意。把子女拦在厨房外的奶奶,与劝孩子学做饭的姥姥,想法迥异的两位母亲,目的却殊途同归,那就是让儿女有更好的生活!

在大城市工作的我,还是很少做饭,直到两年前新冠疫情来袭。起初不断在黑暗料理边缘试探,后来厨艺终于渐臻佳境,不再是几年前那个靠贫乏技能果腹的“考研狗”,终于有几个能拿得出手的色香味俱全的代表作了。

取新鲜的绿色尖辣椒,洗净切段;四瓣大蒜切片;肥瘦均匀的五花肉,切成薄片。锅中不放油,小火煎肉至两面金黄,油脂吱吱跳舞。煎好的五花肉盛出,锅中加入少许花生油,植物油的清香,与动物油的醇厚,完美融合。葱姜爆锅,下肉爆炒,倒入酱油、料酒,汇入辣椒、蒜瓣,不断翻炒,盐糖调味,出锅装盘,一份农家小炒肉就做好了。五花肉先煎后炒,沾满油脂却丝毫不油腻,像极了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节之士。肥肉入口即化,瘦肉鲜香回甘,肥瘦之间,是中国人刚柔并济的处世哲学。

配上美食纪录片的背景音乐,读着刚刚写下的文字,吃着盘子里的小炒肉。生活其实没那么难,即使被放上锅煎烤,也能跳动出吱吱作响的舞蹈。

记得有一次,周末的晚上突然emo,伤感得莫名其妙。忍着饥饿,翻出冰箱里的豆角(芸豆)和土豆,洗菜,削皮,下锅翻炒。当翠绿的豆角散发出酱油的醇香,我突然被治愈了!小时候吃腻的朴素菜肴,如今却成了奢侈的家乡美味。食材和制作极其普通,最浓厚的乡愁,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2020年疫情有所缓解的时候,我请了年假回老家,适逢父亲生日。第一次在长辈面前大显身手,有些紧张,好在都是拿手的菜肴,轻车熟路。我特意把红烧牛腩、可乐鸡翅两道菜放到餐桌上靠近爷爷奶奶一侧,去厨房端其他的菜回来,却发现两道“硬菜”悄然移动到了我和爸爸这边。爷爷奶奶总是把残羹剩菜摆在自己面前,把最好的食物留给儿孙。
家乡的团聚总是短暂,更多时候,还是要一个人远行。如今再次因疫情居家,连续两个月自己做饭,重复着厨房里的故事,就像两年前那样,就像八年前那样,就像几十年前的长辈那样。

《舌尖上的中国》说:“当众多的手工食品被放在流水线上复制,中国人,这个全世界最注重家庭观念的群体,依然在各自的屋檐下,一年又一年的,重复着同样的故事。”

也许,等到疫情结束,回归“社畜”生活,我还是会更多地选择外卖或餐馆,用快节奏的餐食,换回宝贵的时间。每到周末或难得回到老家,我才会走向厨房,与厨具食材和调味品,继续演绎那些爱恨情仇。

就写到这里吧,我去做饭了。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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